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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则西事件后，互联网公司外部环境已逆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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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王云辉
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讲，魏则西事件，都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风向标。
这个事件意味着，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公众形象与社会价值，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
一
我有一些运营商的朋友，经常怀念很多年前，那个通信业刚刚普及阶段的日子。
在那个时候，谁家里能装一部电话，都是有钱或有权，在亲戚朋友中都倍有面子的大事。为了装上电话，买个寻呼机，大家不管费用多贵，都要都求爹爹告奶奶，师傅上门更是好烟好酒伺候着，只求用上电话。
在那个时候，通信行业还走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与时尚的最前沿，运营商是最让人眼红的工作单位，甚至比政府还吃香。
很多年之后，整个行业如今已一片消沉。电话费天天降，用户依然天天骂娘；基层通信员工更是“工作没有最苦，只有更苦，工资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”，大批优秀人才持续流失。
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？
事实上，通信业一直是那个通信业，而且一直在发展，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在不断提升，整个通信行业的产业规模，也一直在不断增长。
30年前，第一部模拟手机都还没有开通，中国只有不到1%的人能使用固定电话，安装和使用一部电话甚至要花上万元；20年前，腰上别一个BP机还是有钱人的炫富标志；10年前，苹果还没有推出iPhone，大部分人还都在使用没有任何APP的功能手机；今天，我们只要每个月几十元甚至几元钱，就可以通过手机畅游互联网。
但这依然无法改变政府、公众乃至于对通信业的印象不断下滑。
形势改变的关键在于，在通信业市场化的前半程，它是以一个创新者的角色进入市场，它解决了人们过去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：比如与天涯海角的亲人取得实时联络。
这个时候，它是稀缺的，而且提供的价值是超出用户预期的，甚至附加了诸如用户提升身份面子这样的很多隐形价值。
所以，即使价格高昂，甚至需要初装费、长途费、漫游费等各种开支，市场仍然供不应求。
但随着通信全面普及，成为像水、电、气一样的社会基础服务之后，通信业提供的服务，逐渐无法满足公众的预期增长，通信业的公众形象，也由创新价值的提供者，悄然转变为公众价值的剥削者。
而此前的快速发展，导致通信行业的大量环节缺少足够的监督与管理，导致内部与外部的投机者依仗创新优势，对市场价值的极尽索取，也造成各种乱象，并引发用户离心和政府监管与治贪的介入，这也加剧了这个关键的转变。
形势就此逆转。
如今，即使同样1元钱获得的通信服务，已经十倍甚至百倍于当年，也已经无法令公众满意，而整个行业即使通过规模化经营和管理优化，实现盈利的持续增长，但从业者也再难以获得当年的职业荣誉感与成就感。
二、
而现在，互联网也正在面临同样的窘境。
如同通信业的发展早期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互联网也一直被视作最先进的生产力，以及公众利益的代言人。
这个形象来源于几个方面：
1、互联网足够新，足够酷，足够时尚。
2、摩尔定律带来的计算力提升与计算成本下降，互联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换句话来说，互联网分享了硬件技术发展的红利。
3、互联网的核心本质，是信息的无限复制与分发。这让它具备传统行业无法具备的优势：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，进而以更低的价格，替代了各个传统产业中的信息价值。
4、由于互联网初创期的知识分享环境，为其贴上了“免费、自由、分享”的标签，而长期以来，大量的互联网公司，面向公众的业务都是免费的，甚至在很多公众眼里，互联网成为了免费的代名词。
但互联网公司也是商业公司，也是要赚钱的。对用户免费了，赚的钱从哪里来？
互联网自身的价值，其实是有两个组成部分：一部分是它通过信息处理能力，新创造出来的传统产业没有的价值；一部分则是它替代传统产业获得的价值。
互联网说，这就是我的“颠覆式创新”，我用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，取代了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，重构了整个价值体系。
但在事实上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。
其中一些“颠覆”，是生产关系优化带来的合理颠覆，比如电子商务，它们是通过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，降低用户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成本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也有一些“颠覆”，却是变相的劫掠，比如传统媒体投入3名记者，耗时1个月完成的一篇深度报道，可能会被抄袭者在短短1个小时内传遍网络；开发者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调研和筹备成熟的新模式，投入数百万、数千万费用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，也可能在短短数日内被人全盘破解复制。
这些价值，被以更低甚至免费的价格提供给公众，换来流量后以广告等其他方式实现变现。
这就像马匪张麻子，从地主黄四郎家里抢了100个大洋，自已留下了30个，把70个分给了穷人。
但无论哪种方式，它的核心逻辑都是，以传统产业丧失价值为代价，获取互联网自身的价值提升，而且前者的损失，远远大于后者所得。
羊毛出在猪身上，本质就在于此。
但用户并不会考虑这些。他们看到的，只是微信免费用，支付宝免费用，百度搜索免费用，什么都可以免费用，不再需要买报纸和杂志，就能够阅读到各种新闻，不需要付费就可以玩上新游戏，听上音乐，看上视频……
吃他娘，穿他娘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！
三、
问题在于，无论“颠覆式创新”还是“劫掠式发展”，它的快速增长都是有天花板的。
闯王不可能永不纳粮，除非他要的是你的人，烧死了所有的黄四郎，张麻子也会就变成新的黄四郎。
经过多年发展，能够替代的价值已经被替代得差不多了，即使没有被替代的，传统产业自身也已经在进行互联网化改造，信息价值的势能落差，已经越来越小，颠覆式创新的变革红利已经逐渐殆尽。
简单来说，无论“颠覆 ”还是劫掠，传统产业能被互联网抢夺和替代的价值，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这时，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？
1、伴随着所有的企业都已经互联网化，互联网不再是创新的先锋，而是也逐渐转变成为公众的基础服务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机器人等新兴产业，已经逐渐取代互联网，成为新的先进生产力代名词。
2、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劫掠式成长模式已经逐渐走到尽头，多年劫掠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，各个领域的反弹力量逐渐积蓄成型。
3、互联网公司，尤其是一些巨头，自身的利益获取模式也逐渐固化，已经形成“习惯的傲慢”，尤其是在监管、立法、产业环境未及时跟进的情况下，甚至演变为各种灰色地带，甚至为求利益不择手段。导致曾经为公众认同的价值获取方式，逐渐变得不被认可，甚至成为“人性之恶”。
以竞价排名和莆田系为例，当医院要为用户点击一次关键词付数百元甚至上千元时，正规的医疗机构已经被变相逐出市场，互联网搜索的经济来源，也自然由对传统产业的“颠覆式创新”，变成了洗劫公众的共犯同谋。
4、为了维持自身发展，自身规模基数越来越大的互联网公司，也不得不采用更粗暴或更强力的手段方式，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与利润，但在缺乏创新红利的情况下，这些收入与利润的增长，需要在更深更广的层面，触动的传统产业利益乃至公众利益。
在魏则西事件爆发后，很多人都在分析百度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；有认为其罪有应得的；有认为其为莆田系、为国家扛锅的；有认为其为历史还债的；有认为互联网监管甚至顶层设计不够的，不一而足。
但如果放到整个产业的大环境下观察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，类似的情况已经远远不是孤例。
比如淘宝遭遇的“十月围城”，比如滴滴和优步遭遇的司机罢工，比如互联网金融遭遇极其严厉清理整治，等等。
虽然凭借强大的PR能力，以及各种善后手段，作为个体的互联网企业一次又一次趟过危机，但对整个行业来讲，产业的外部环境形势已经逆转。
在政府、公众和行业谈及互联网公司时，他们的态度已经变得暧昧，出现分化。甚至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，也已经出现看似轻描淡写，但其实态度严厉的警告词句。
其实，互联网还是那个互联网，仍在进化，变得更好。
但正如当年的通信业一样，它也将面临一个创新者完成快速成长之后的窘境：在整个社会生态中，它正在由张麻子，变成黄四郎。
正如《乌合之众》所言，公众是现实而且善变的。当你能为他们带来价值，你就是英雄；而当你的价值不复存在，或对他们的价值有害，英雄也会被他们遗弃，甚至亲手送上断头台。
在新的形势下，以怎样的方式创新，以怎样的方式获取价值，以怎样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，这将是每一个互联网从业者，都必须深思的问题。
怎么变，各看领悟，各凭本事，各随机缘。
但反正，不变是肯定不行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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